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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中国底层知识人的生命力

2014-12-26 20:45来源:www.redjun.com

    中国底层知识人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因而在这个广袤的土地上,不管外面的力量是多么强大蛮横,但总有一些卑微而坚强的人,守住那点火种,度过浩劫。

《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沈博爱著,语文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沈博爱著,语文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十年砍柴 评论家,北京

  编辑沈博爱老人的《蹉跎坡旧事》,我犹如回到潇湘故土,追寻了一番父辈的人生足迹。

  故园的父辈一个个老去,他们的人生故事以及所经历的苦难,也将零落成泥碾作尘,很快被湮没、遗忘。幸好,有博老的这本回忆录在,告诉后人,有那么一代人,曾经那样地生活过。

  博老的哲嗣沈亚川(石扉客)是我的朋友,小我两岁;博老则比家父年长两岁。两对父子的生活经历颇为相似,因此,我读《蹉跎坡》的故事,没有一点隔膜感,似乎就是坐在听老家村里,听父亲或父亲的族兄弟,讲他们的人生。甚至有些细节都是惊人的相似:博老报考浏阳简易师范学校时,有人告诉他带一只自来水笔就行了,考场预备有墨水。家父高校毕业后已在高级社务农两年,有一次和我二伯一起去当地最繁华的一个市镇送完公粮,看到墙上贴有县政府招考中医学徒的告示,便把空谷箩交给二伯,手持随身携带的自来水笔进场赶考,从此走上行医之路。

  在中国的乡村,特别是我的故乡湖南一带,千百年来农人们所推崇的价值观便是:“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幅对联被写在无数家堂屋的祖先灵位两旁。中国农民从来不敢心比天高,他们只希望能耕作而食,免于饥饿,将儿女养大,这是无数农民朴实而可怜的“中国梦”。耕作之余,农人们会省吃俭用送子弟读书。子弟能取得举人、进士功名,做官发财,光宗耀祖,这是多数人不敢奢望的“奇迹”,多数人只是希望子弟能识字,能知礼,能不辱没祖辈。因为识字,能在熟人社会中得到尊重,日子能过得比一般农民要好些。

  因为这样的耕读文化,乡村涌现了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底层精英,或者说是“赤脚先生”。他们没有脱离土地,照样要耕种,但他们因为有相当的知识,可以从事更为有尊严的职业,比如私塾先生或乡村郎中,他们因为识文断字,于是充当了乡土新知识的引进者;因为没有脱离土地,又往往成为乡土秩序的维护者。

  博老和家父都是这类乡土“赤脚先生”。然而,他们遇上了一个剧烈变革的大时代,当他们成人时,公权力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控制无远弗届、无所不在。传统社会的自治秩序全部被打破,一个人和一户人家,成了无所依傍只能仰公权力鼻息的“原子”。乡土里长大的青年精英,如果能主动地、小心谨慎地迎合公权力的意志和运作节奏,就可能被公权力吸纳;反之,则会被惩罚。家父属于前者,博老属于后者。

  博老从少年开始,就记忆力和学习能力超强,且酷爱接受新事物,学习新东西,至晚年而不倦。出生后不久母亲病逝,过继给同族一位族祖父做孙子,承祧另一支。做染匠的祖父及祖母倾其全力培养这位并无血脉关系的孙儿。孙儿也不负长辈期望,从小好学上进,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家乡一所小学当老师。——— 这几乎是在那样环境中,博老凭能力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了,可算那个年代乡村的“励志”榜样。

  然而,一个人好学上进,爱独立思考,在特殊的年代是一种“原罪”。

  其实,博老在“土改”时期任家乡儿童团团长时,所目睹“土改”和“镇反”中的一些人的下场,和自己日后的命运是一脉相承的。工作队来到浏阳山乡搞“搞土改”,在博老故乡人的眼里,是“镇风”,“就是打出头鸟,就是捉浮头鱼,就是杀鸡儆猴,就是铲除拦路虎。”也就是说,将地方上具有影响的人物——— 这些人物具有潜在的组织和动员能力,通过杀、关、吓,消灭掉或控制住,从而达到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

  在“土改”初期,多数人包括博老这样出身中农家庭的人,尽管目睹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地方头面人物被杀掉,但对这种狂飙式的运动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可以理解,经历过日本入侵随祖父祖母逃难的人,在童年时被土匪强行掳走身上、颈上银项圈的人,博老看到一个让百姓既免受外敌入侵又不受土匪欺凌的强势的新政权,和多数人一样,欢欣鼓舞是正常的情感。

  可是,当这样强大的公权力,自己去伤害普通人时,伤害的深度、广度就会远超以前的外敌内匪——— 因为,民间社会已不具备自卫的能力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所憧憬的无产者(包括工农大众)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成为了水中月镜中花。而《共产党宣言》中所驳斥反对者批评的“说我们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倒是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实现。这一幕,在博老的《蹉跎坡旧事》中很真实地呈现,传统社会中的人所依附的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如宗族、帮会等等的束缚被打破,过去那些在旧式共同体下还存在的一些自由随之消失,而新的“自由人联合体”却没有出现,出现的只是无数“原子人”被公权力强行“集体化”。

  博老的“罹祸”,还远远谈不上追求“自由人”的“联合”,只是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几个乡村知识分子搞一个松散的“读书会”,业余时间切磋文字,或者去深山里采集植物标本,他们有意识地远离“政治”。然而,在那个时代,不允许民间出现新的“浮头鱼”从而导致产生不被公权力控制的人的“联合”,是最大的政治。他们的举动,必定触网。为此,沈博爱换来了五年牢狱之灾,其他“同案犯”沈皆遂、焦七海被判刑三年。

  博老这本书,记录了作者被劳改时,第一个孩子夭亡、前妻远嫁湖北、祖父在绝望中死去等悲惨的人生经历,但整部书的风格并不哀怨,而是一种昂扬不屈的调子。从这部书里,能看出中国底层知识人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大人物相比,博老因为卑微,所以生命力更强,其对待苦难的态度也更为达观。

  这种生命力坚强,对博老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旺盛的求生欲;二是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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