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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主席”习仲勋

2014-12-26 16:22来源:www.redjun.com

习齐夫妇于1944年4月28日结婚,共育有四子女

习齐夫妇于1944年4月28日结婚,共育有四子女

  (文/新浪专栏 新史记 李崇寒,文史参考记者)

  缔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从1930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派习仲勋到长武县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的那一刻起,他在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生涯即正式展开。两年后,19岁的习仲勋在甘肃两当发动起义,后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一道在陕甘边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创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于1935年2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

  习仲勋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只有21岁,政府下设有土地、劳动、财政、粮食、妇女委员会等部门,与他共事的领导,都比他大。但习仲勋虚心向年老的同志请教,请他们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批评,结果军政军民更加融洽,边区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娃娃主席”。

  十九岁闹革命

  1930年,习仲勋来到苏雨生部三团二营时,陕西省委利用营长王德修的关系,已经派了李秉荣、李特生在那里进行活动。很快,三人在苏部成立了党小组,决定以二连为中心开展全营兵运工作。不到半年的时间,二营各连的支部纷纷建立,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人,习仲勋被推选为营委书记。

  据后来参加两当起义的老战士左文辉回忆,自己当时才十六七岁,那时就是想出来找份工作。正好有个同学在冯玉祥的部队,就去投靠了他。最初,他在冯玉祥部任录事(即抄写员),后被分配到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三连当兵,一年后担任排长。“我就是在这期间结识习仲勋的,他那时在当见习官。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散步,仲勋一有空就给我灌输革命思想,让我参加共产党闹革命。”1930年9月,在习仲勋和李特生的介绍下,左文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春,刘志丹被捕,习仲勋与仍在苏部运输队做兵运工作的王世泰秘密会见,研究该部的兵运斗争问题。一见面王世泰就提出搞些枪把部队拉出去的想法。习仲勋听后,沉思了一阵说,缴枪谁都心情不好,但是,无论如何,换的了志丹同志的平安是值得的。接着习仲勋分析道,苏雨生虽然被杨虎城收编,但貌合神离,相互都有戒备,苏时时准备东山再起,所以对部队控制得很严;再加上这里是西兰路的主干线,交通方便,敌人势力比较大,就是搞到枪,部队也很难拉出去,而且不利于保存实力。

  听了习仲勋的分析后,王世泰打消了找枪的念头,“这一次见面,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认为仲勋同志虽只有十八九岁,但显而易见比较成熟。认为他外貌文静,内里火热,谈吐清雅,谋略过人,是我党一位年轻有为的好干部。”王世泰回忆道。

  1931年夏,苏雨生叛变,杨虎城派兵围攻彬县,习仲勋当即决定脱离苏雨生继续留在杨虎城部,被编入补充二团一营。尽管如此,杨虎城对这支部队依旧不信任,歧视和压迫严重,士兵生活十分困苦。为了利用新编部队和基本部队之间的矛盾,习仲勋努力做士兵工作,发动他们开展斗争,并提出了反对压迫杂牌军、要求待遇平等的口号。后来陕西省委派李杰夫巡视工作,力主兵变,习仲勋等人因条件尚未具备,没有执行。直到1932年4月,在省委军委秘书长刘林圃的指挥下,习仲勋发动和领导的两当起义才正式吹响号角。

  兵变后,队伍改编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支队长许天杰,队委书记习仲勋。5月,刘志丹奉省委指示,带陕甘游击队到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起义部队,但起义部队在攻打永寿县城时,遭土匪包围,受到很大损失,军心涣散,士兵大多逃亡,部队溃散,兵变失败。

  关于两当起义失败的原因,习仲勋曾做过深刻的分析:“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相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二是政治上不懂得联合政策,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联合,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坚决遣散;四是旗帜不鲜明,兵变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

  追随刘志丹开辟照金根据地

  两当起义失败后,敌人到处捉拿悬赏习仲勋,习秘密回到家乡富平,与陕西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陈建中)接上组织关系后,前往耀县杨柳坪找寻陕甘游击队。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刘志丹。

  关于这次见面,习仲勋后来深情回忆说:“在传说中,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他一见到我,就紧紧握着我的手。当时我只有19岁,没有斗争经验,因为两当兵变失败,心情很沉重。也不知说什么好。志丹同志很理解我的心情,鼓励我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他的态度真诚坦率,好像有一种吸引力,立刻使人对他产生亲切的信任感。……他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刘志丹的谈话给习仲勋很大的启发,也给他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之后,根据地建设工作成为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革命生涯的一条主旋律。1932年9月,为了筹粮筹款、征集冬衣,刘志丹带领部队到太白一带活动,将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的特务队留下,交由习仲勋领导,就地开展游击运动。临行前,刘志丹殷切地嘱咐习仲勋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仅仅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主力红军撤离后,特务队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在照金一带打土豪、分粮食、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开展游击运动。不久,因遭到敌人的进剿,他们又被迫离开照金地区,转入渭北游击区。经过半年的斗争,渭北游击队(包括由习仲勋带领的特务队改编的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以及在武字区游击队基础上建立的渭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壮大成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1933年夏天,在敌人三面“围剿”下,红四团退出渭北游击区,转移到照金苏区,渭北游击区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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